赫塔·穆勒的经历和作品

德国人还是罗马尼亚人？

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在2009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系列"寻找"穆勒，"追问"穆勒的背后，人们谈论最多的内容，就是她的"跨文化"身世。

赫塔·穆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的尼茨基朵夫小镇，祖父是来自德国施瓦本的农民，父亲参加过党卫军。虽然生活在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赫塔从十五岁才开始接触罗马尼亚语言。

这一点需要我们去理解。

欧洲的版图一直在不断变化中，民族和主权问题也在不断摩擦中折中、妥协，趋向理性。巴拉特地区，远的不说，在一战之前，这里属于奥匈帝国，战后，北部少量土地划给匈牙利，西部划给塞尔维亚，东部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地区聚居着很多日尔曼人，按照传统他们一直讲德语，而没有普及国家官方语言。就是说，在那些年代，任凭大的归属变化频仍，而赫塔的家乡祖辈，一如既往地用德语生活，并没有受到国家、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这样的情况，使得罗马尼亚德裔十五岁才开始接触罗马尼亚语，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日耳曼是欧洲强大的种族，但日耳曼人在罗马尼亚却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在赫塔的罗马尼亚时代，在一个铁幕这边的国家里，德裔带给她的反而是边缘的位置。

当她接触到罗马尼亚语以后发现，罗语和德语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在罗马尼亚，隐喻更感性一些，并且直达主题。那种直截了当的意象比我的母语德语更适合我，那是我想学罗马尼亚语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次听到《玛丽亚塔纳色》这首歌时，我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民歌究竟意味着什么。罗马尼亚乡村音乐以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存在着，而德国民歌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

1973年开始，十七岁的赫塔•穆勒在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学习德国研究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以后，到一家工程公司当翻译，因为不愿意与秘密警察合作而被开除，之后以作幼教老师和教德语谋生。

1987年，三十二岁的赫塔•穆勒，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华格纳移居西柏林。

这次的迁移，似乎是一种回归，但也可以想象到，在柏林，说德语的赫塔•穆勒，以她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她的"语言"和真正的西柏林人其实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赫塔·穆勒来说，三十二年的生命沉淀，不管痛苦多还是快乐多，不管恐惧多还是期待多，都成为她人生无法抹去的固态定格。有一段被无数次引用的段落，"二十余年的德国生活并未能掩埋穆勒对罗马尼亚生活的回忆。她说'对我来说最具意义的经历就是在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生活。在相距数百里的德国的简单生活并不能消除我过去的体验。离开罗马尼亚时，我把过去打了包，虽然身在德国，独裁统治下的经历仍旧是一条现实的回归线。'"

我不敢猜想，是过去太沉重，还是"外乡人"带给她的独立空间，也许是离开带给她可以思考的距离，赫塔·穆勒在移居柏林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不断地从过去的谷穗中，分敛、捡拾、梳理，把一个一个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性，从容而理性地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

一个在中国读完小学，来到捷克继续读书、生活的朋友说，我曾经甚至已经和（捷克）同学们一样，用他们的视角去看中国、评论中国，但后来发觉还是不行。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思想冲击，的确让人们拥有别人所无法拥有的体验，赫塔·穆勒被边缘化的种族、背离青少年生活环境的出走，她在失去中，却得到更深刻的洞察和体验。

当然，赫塔没有我们走的远，只走了几百公里，却跨越了一道高墙铁幕，如同米兰·昆德拉，走的也不远，仅仅从布拉格到巴黎。捷克人说讲捷克语的昆德拉是"逃兵"，而哈维尔、克里玛在战斗，于是，直到昆德拉开始用法语写作了，他的祖国也还不曾出版过他一本捷克语的书。但"逃兵"笔下的故事，却并没有离开记忆中的家乡和家乡人。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同样在一些年里，不断地重复地表达着他的中国经验。

文学--非政治与政治

如同对昆德拉一样，人们在一边说着，"在德国，没人认为赫塔·穆勒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她从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永远把自己置身于政治之外。她的作品，永远关注的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下罗马尼亚家庭和人的故事。"同时，另一边也在说着，"隐喻、转喻、象征、暗示这些含蓄的表达方法使赫塔的作品与众不同,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她作品的政治敏感性。"

貌似矛盾的两边，其实也好理解。

她的题材来源于她的经历，她的经历属于社会，而社会是政治化的，或者说是政治背景之下社会。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一个写作者，她关注的只是这些经历中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即便作品中，充满了"暴力"、"逃亡"、"压迫"这类字眼，看起来貌似和政治紧密相连，又能有几个人的人生和命运可以完全脱离开无处不在的政治呢？

我想，赫塔的政治敏感性是客观的，如同我们生活的社会从来不是桃花源，从来没有桃花源一样客观，而赫塔的非政治是主观的，她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赫塔·穆勒的父亲当过党卫军，母亲在二战后的1945年17岁时，被驱逐到当时苏联的劳工营接受"劳动改造 "，曾经眼睁睁看着许多人在身边死去，很多年都不愿重提往事。

再来看看赫塔的家乡小镇，1941年这里有1035名罗马尼亚裔和2078名日耳曼族人，三十多年后的1977年，罗马尼亚人还有956名，日耳曼族人减少了将近1000人，剩下1131人；又过了十五年，1992年，罗马尼亚人回升到1411人，日耳曼族只剩59名。回头看看1880年到1941年的60年间，罗马尼亚人和日耳曼人的数量，却几乎没有过大的变化。我们无从猜测这里面发生过多少一个人一个人的故事，但是这个局面的民族与人口数量改变，一定有着非常的背后，这个背后也许就是赫塔描述的那些家庭，赫塔笔下的那些平凡人物。

赫塔说，我的很多书都是写独裁的，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懂，别的我什么都没见过。

她的第一本书叫《低地》，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德国版本"的巴纳特地区，1982年出版了政府删节版，两年以后，赫塔·穆勒又出版了《暴虐的探戈》。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勾画了村庄生活的虚伪及其对特立独行者的残酷压迫，以及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那狂热的法西斯精神、偏狭，还有腐败。《护照》写的是一户讲德语的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为得到离开这个国家的护照而做的种种努力，故事里面有邮局局长、传教士、大小官员，赤裸裸地向那些申请移民的人索贿，或者达成性交易。其实，这样的故事，很有普遍性，在很多地方能够找到可以对号入座的版本。而写作的时候，赫塔·穆勒正在等待去德国的签证。

1989年赫塔写作的《单腿旅人》，呈现了在她在西德境遇的侧面，作为"外乡人"或者"外国人"的不便，还有因为政治流亡而遭遇的冷漠感。前几天，听到人们重提"朝鲜战争"的国民党老兵，他们投降共产党以后，被派往战场冲在最前方，战争结束捡命归来，选择被遣台湾，又因为投降中共的经历不被信任，甚至有人苦闷至极为表衷心，在身体上刺青刺上青天白日。

老兵的人生与赫塔·穆勒的遭遇，不是同形的，却是同质的。

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小人物琐碎的人生。

《很久以前，狐狸是猎手》的主人公是一位被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骚扰的教师。在著名小说《风中绿李》里面，赫塔则详尽地描述了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的生活，曾把赫塔·穆勒许多作品翻译成罗马尼亚语的诺拉·尤佳说，"除了她的写作风格，这位在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作家的每一本书都描写了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深深的恐惧。......从侮辱、骚扰到恐吓、折磨和死亡，罗马尼亚安全部采取了各种非人道手段。在穆勒的书中，这种罪恶在作者对周围世界一点一滴的细节描写中得以展现。"而《风中绿李》台湾中文译者，很偶然接到书局这个翻译工作，回忆起当时翻译的过程，也有相似的感受。

赫塔说，"不是我选择了写什么，而是写作内容选择了我。"

赫塔·穆勒的罗马尼亚时代

赫塔·穆勒1956年生在红旗下，在她9岁那年，那时候她还没有接触过罗马尼亚语言，齐奥塞斯库登上罗马尼亚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赫塔1987年离开的时候，比齐奥塞斯库被枪决，早了两年。可以这么说，赫塔·穆勒本人的罗马尼亚经验，全部来自齐奥塞斯库时代。

齐奥塞斯库在当年的苏东阵营有些独特，他与苏联保持距离，和中国友好，还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这些举动给人的印象相当开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性化社会主义"改革，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血腥镇压，齐奥塞斯库的立场完全站在"苏修"的对立面，他发表讲话声援，"在这崇高的讲坛上，我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表示热烈的同情和国际主义的声援。并表示完全相信他们有能力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向前迈进。"齐奥赛斯库明确指出，"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对欧洲和平，对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威胁。在当今世界上，当各国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为权利平等而奋起斗争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践踏别国的自由和独立，是不堪设想的。武装干涉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事物的念头，是毫无道理的，是不能容许的，哪怕一瞬间也是不能接受的。"

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实行着专制独裁统治，大搞个人崇拜，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差不多成为他们夫妇的家族委员会。还有一些侧面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比如"思想警察"骚扰国内的每个电话，所有的打字机必须登记。在人口政策方面，政府规定每名妇女必须生育5名子女，好达到2000年3千万人口的目标。于是，妇女就丧失了节育的权利，而且每三个月必须做一次妇科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地在人们还来不及私自堕胎的时候，就把腹中胎儿登记在册。经济方面，齐奥塞斯库时不时会头脑发热，投资搞一些大工程，使得民众不堪重负，而为了赚取外汇，包括食品在内的所有货品都用于出口，同时，大力缩减进口保持顺差，人们的生活物资及其匮乏。这只是当时社会的几个侧面，还有更多深入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却被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这些有目共睹的高压统治，正是赫塔·穆勒亲身的生活经验。

赫塔·穆勒上大学的城市--蒂米什瓦拉，曾经爆发上万人参加的游行，多数是罗马尼亚族人，反对齐奥塞斯库专制。1989年12月16日晚上，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连夜召开党中央会议，商讨对策。17日，在齐奥塞斯库的命令下，罗马尼亚军警在市内开枪，抓人，平息骚乱。

这一年的6月，匈牙利和奥地利已经开放边境，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胜出，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崩塌，这一年的11月捷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政局剧变。12月17日的罗马尼亚，被周边国家接二连三地转变影响着，齐奥赛斯库的镇压，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最终的结果，让人联想起法国大革命，齐奥塞斯库夫妇同被送上"断头台"。

这些年，罗马尼亚社会上有种思潮，要求重新客观评价齐奥塞斯库，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他家族式的独裁统治，以及悲剧性的结局，党派理想也许仅仅充当了一个外壳，实质则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宿命。

如今，罗马尼亚历史上的暴君，德拉库拉的遗迹"吸血鬼城堡"，还有齐奥塞斯库身后的遗产共和国宫，都成为观光客兴趣的聚焦点，同样，极权社会的记忆，也成为赫塔·穆勒的创作源泉。

刊于《看世界》杂志2009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