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不遮挡:遮挡的主要作用是为下次灾难提供土壤;世卫组织,就像屋里着了火,警报没响;疫情最大的影响是社会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电影节非常害怕得罪中国;绝望像春天的雨;极权社会太有效率

21/08/2020

独家专访艾未未,谈《加冕》武汉疫情纪录片

发布时间:2020年8月21日

纪录片链接:

https://vimeo.com/ondemand/267483?utm_source=email&utm_medium=vod-receipt-201602&utm_campaign=29545

武汉疫情纪录片与《Sars时期的吃喝玩乐》

拍这个纪录片,是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有一个背景,就是2003年SARS的时候,艾丹和我拍了一部片子,叫做《萨斯时期的吃喝玩乐》,是一部记录2003年北京Sars的一个情况。

那个拍的很轻松了。艾丹是导演和制片,我也是参与进去的一个人。

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片子,再看这个片子,会发现非常不同。

最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我们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没有什么主动意识,就是比较现象学的拍法。

我们的小小的这种感受,有一点文青,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这个一听就知道。

但是,那个片子,很有味道。

至少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期。

面对新生事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相应的语汇,来表述我们内心的一些感受;过去的经验、理性成熟的应对方式和语汇,都无效了。

纪录片是非常的重要的。

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记录呢?

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遇到一个特殊的状态,比如说Sars,比如说这个Covid-19。

这种时期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生事物。

面对新生事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相应的语汇,来表述我们内心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经验,或者理性的、成熟的对应方式,还有词汇,都无效了。要不然它就不是新生的了。

所以,这个Covid-19,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当然,首先是对中国。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武汉。

所以,这里面有无数的空白。空白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物,它将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和在不同的个人,包括组织、国家,还有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应对方式;包括卫生组织,还有政界。

遮挡的做法很愚蠢,遮挡的主要作用是为下一次灾难提供土壤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每天,这些琐碎的细节都摆在人们面前,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虽然有些政府,还是做了最大努力来进行一些遮挡。

其实,这些做法是很愚蠢的。

事后想想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对信息来说,如果你真关心的话...。

当然,它的作用主要是,是不是一个事实能够最后澄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有最终结论的问题。

因为当事方,如果不能清晰地将一些原始的记录,包括对病毒,它的产生地,

产生的原理、医学的原理,还有它和武汉的关系。还有早期为什么,不能够很公开地将这个事实,比如,甚至对医生或者护士,谈论这件事,都做了一个惩罚。

那么这都是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无法回避。

那么,当回避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只是...

因为灾难还是会发生的,他们只是为下一次灾难发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土壤。

因为Sars的时候,中国应该是有经验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卫生部长,还有国家、还有媒体,全部都在这样。

直到有一个大夫,蒋大夫,是301医院的蒋彦永。这个人,蛮特殊的。他应该也是一个军衔比较高的大夫。他直接就向外媒透露了在他医院里有多少病人,还有多少死亡。只有这个举动出现的时候呢,才揭开了盖子。

因为(当时)世卫组织已经向中国取消、不作为疫区了。

世卫组织没有起到一个科学组织和帮助监督国际疫情的作用,就像屋子里着火了,警报没有响,不但没响,还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述。严重失职。

包括萨斯,还有这次,这个WHO,都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没有起到一个科学组织和一个帮助监督国际疫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起到的作用。

就像火着起来了,屋子里,但是Alarm没响。或者是,不但没响,还做出来了一切正常的这种表述,而且甚至迟迟的,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定为,一个Pandemic。

这些都是严重的失职。

当然结果很简单。

疫情最大的影响是这个社会已经真正的分崩离析,四分五裂;人们不再相信权威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说一个科学社会呢,结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死亡和传播和不可控制,那么现在都不可控制,一波一波又来,也不知道第几波,是此起彼伏。

对于社会、生活、人类、情感、生命,还有财富,都造成影响;但最大的影响是这个社会已经真正的分崩离析,四分五裂。

没有人再相信任何的权威,包括科学的权威都被质疑。

因为像这么一个,到底我们会不会、能不能有机会阻挡住这次疫情,根本还是一个疑问。

疫苗根本是遥遥无期,那么治疗方式也基本上没有。

在应对这场疫情的时候,我觉得记录是第一手,也是最后一手,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留下记录。

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作为我个人,身份是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属于捣乱分子类的,这么一个人呢,我第一目的,是想记录。

我觉得,很多东西超出我的经验,我也不可能评判,事情范围远远大于简单的、过去我们的那种批评方式,比如说民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方式,都不很恰当,在应对这场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记录还是是第一手的,它也是最后一手的,因为这个时代也是需要留下记录的。

纪录片很简单,三个要素,第一是开机,第二是开机,第三是保证电池有电

当然,我开始做的时候,疫情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

(当时)意大利刚开始有,中国已经准备要封城了。

那个时候,如何记录呢?

我在国外已经五年。在国内的时候,我做过很多这种记录、调查性的纪录片

或者争论性的纪录片,关于事实部分、关于司法的公正部分,还有政府层面的运作部分,所以,我对这些经验还是很强的,所以,记录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我以前就说过,纪录片很简单,就是三个要素,第一是开机,第二还是开机,第三就是要保证有电池,不要让我们关机。

我认为只要是开机,那么片子是一定能剪出来的。

它并不需要专业的一个拍摄者,它也并不需要非常有经验的观察者,最后剪还是很重要的。

拍摄是个好主意,很多人参加进来

当时我在罗马,在拍歌剧,罗马歌剧《图兰朵》。

白天我们拍歌剧,晚上,我就跟在北京,还有在武汉的一些同事,那些同事,是我过去工作室曾经参加过工作的人,或参加过我的一些调查的人。

那么,他们在武汉,他们在这种封城的困境当中,我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只是待着,这时间不就是很浪费了,也很无聊吗。能不能开始拍,他们当然都都觉得这是好主意。

那么,很多人就加入进来,有些是原始的,有些是加入进来的,有时候,他们也介绍别人进来。

那么,大家拍了很多素材。

我的晚上,就是中国的白天,他们就把素材传给我,我就可以在这边很快的组织素材,然后,给他们指导,就是说哪些拍的质量是可以的,哪一类拍摄是不需要的,拍摄的角度、光线、声音,然后种种。就是这样,很详尽,要保持每天的联系。这实际上很重要,因为我是在遥控搞这个片子,不能让它跑了。

方法倒是非常的便利,因为有互联网,所以说,还是做得非常顺利。

从遥控拍摄到剪辑完成,四个月时间是个奇迹,这跟感情投入和对题材熟悉有很大的关系。

拍摄了两个多月以后,我就已经从罗马回到伦敦了。

王分就开始做剪辑。王分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电影人,拍过故事片、纪录片,后来已经很厌倦这个事儿了,不愿意做,但是这件事儿她真是接受了,我也很感激。

因为我也不可能找别人来做。

老外不懂中国的事儿,所以说,不懂事儿,你怎么叫他来评论中国的食品如何呢?这根本就是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毁人不倦的一件事儿,就是让老外来做这个事儿。

那么王分,她家人也在湖北的,所以她每天关心这个事儿,很焦虑,

我说,你焦虑不如参与。她也当然很愿意,就算是她高抬贵手,剪了这个片子。

她以前为我剪过很多片子,剪过十来个片子吧,她对我的活动,还有我的一些倾向,美学倾向或者视觉倾向。是有所了解的,可能是最了解的人吧。

所以她也很顺利,也很投入,那么,每天一剪就一夜一夜的,很快就剪完了,也就是一、二个月吧。

现在加进来,我们整个片子成型可能四个月的时间,从遥控拍摄到完全剪完,用这么短的时间。那么,整个疫情还没过去,实际上是一件很奇迹的事儿。

当然,这跟感情投入和对题材熟悉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在谈中国的事儿,你不用进中国这个厨房,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作料,甚至它摆在哪儿都知道。所以说这个很简单。

但是,如何拍这个片子?当然这里面需要一些概念的问题。

几大欧美电影节,不出预料,全部拒绝;电影节是卖场;电影节非常害怕得罪中国

现在其实这个片子,上网已经折腾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拍完片子,我忽然才想到,我不知道怎么去传播这个片子。

我以前拍片子很简单,放网上,第二天就放网上,《老妈蹄花》,被打了以后,第二天,或者过两天就放网上,一下哄的一下,几十万、上百万人就看了。

那是在中国。现在,在国外,国外有它已建立的系统。

实际上,这个片子,先推荐给了几大电影节,有欧洲的、有美洲的,那么,这些电影节呢,不出我预料地全部拒绝了。

首先他们看到片子的时候,选片人或者选片组的头儿看了以后都说,这片子太了不起了、太好了,简直难以想象,这么快,会有这么一部片子,而且,就是关于核心问题,就是武汉和中国的问题。

当然,谁都很激动,但最后,答案都很简单,都说,无法接受。

电影节通常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它只会说档期问题,或者说,我们有同样一部片子啊,就是给的理由非常不充分了。

我相信关于任何垃圾片子,四百部片子里面,同样的重复,大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片子,因为基本上都是这种题目,甚至一个电影节说我们有一个关于武汉的片子,是有龙标的。我一下就笑了。

龙标,是中国审查制度和宣传部门设计一个最基本的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很简单,什么都不用说,它是一个官方的宣传资料。或者是官方允许的一种低级娱乐的一种混淆基本事实的一些东西。

那么,西方这个所谓的电影节呢?其实很简单,它是一个卖场,如果没有这个卖场,可能导演都不会去。因为有这么一个卖场,就会有很多采购的人,而所有采购的人,市场一半都在中国。所以,电影节是非常害怕得罪中国的。

记得当年有个电影节,那时候,我还没拍电影,网上正疯疯癫癫的时候。

我记得澳大利亚电影节,曾经请了两个中国的电影导演,应该本来算是比较独立的导演,一个是贾樟柯,一个是赵亮。赵亮还挺熟的,拍一些关于中国访民纪录片的人,参加电影节。当然电影节会有别的谁参加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有一部关于这个新疆的那位女士,逃亡的那位女士的一个纪录片,中方得知以后非常愤怒。

当然,中国,很简单的动作,都是第一提出抗议,第二撤片、撤人。这个动作是中国一贯做法,无论对达赖喇嘛、对台湾问题,对或者社疆、涉台,涉港,现在多了一个(涉港),还有涉藏问题也会有,或者六四问题。

中国有一系列的雷区,你要碰了的话,中国政府在国外的这种文化机构--他干的事儿就是这个,就是监督这个的,没别的事儿。如果这个事儿出了,他没有做到,那他就没了。他这个人就没了。所以说,他们都疯狂地干这种事儿,就是表示出愤慨、很绝情。

记得当时贾樟柯他们要撤片就得了吧,他自己还要出来表态,还要怒斥表现新疆的纪录片,或者电影节。当时我还写了文章去嘲弄他们。就觉得,这也是卖起东西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了。什么独立导演啊,都扯淡,基本上就是混饭吃的一些主儿。

所以呢,话说回来,拿龙标的电影就是,西方电影节拜倒在中国宣传机构强大的经济实力市场之下。那么,这不只是几大电影节,其他电影节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既然是卖场,它就是一样的。

那么,它肯定不会允许独立的、尤其是涉及到对中国问题有所独立立场,甚至是批评的人的电影,就是不堪设想的,对他们来说。

当然不只是他们,好莱坞也是一样。大量的好莱坞的投资,40%都来自中国。他们的这个制片方面的这种资金,所以,谁都得罪不起。

我特别需要绝望,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充满希望,所以说,绝望对我来说就像春天的雨,下过以后,又是郁郁葱葱

善良需要被证实,罪恶也需要被证实

但我觉得,我还是要走一下这个过程,才能够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要不然是人家说你,你这个......

我这个人总是说,善良是需要被证实的,罪恶也是需要被证实的。你不能简单地指责谁是有罪恶的,或者说我们都是有罪恶的。但是,就是要经过--就是炼狱是要经过的,要不然就觉得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也算经过了。

经过了最主要的、最大的两个电影门户,也都拒绝了。也都是同样的表示,先是兴奋,兴奋不已,然后,最后只能说档期不对或者什么。

这个事儿,对我是个好事儿,因为一是很绝望。

因为我特别需要绝望,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充满希望,所以说,绝望对我来说就像春天的雨一样,一下过以后,又是郁郁葱葱的。

所以说,我很绝望。我觉得,这个片子,花了这么大力气,昼夜地去搞,经过这么多情感的苦难,讲述一个实实在在中国的故事。

但是,西方这些傻X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根本对中国,没有机会去真正了解这么一个社会,因为社会的现实和历史,都太不同了。

你说它有言论自由,这个社会?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是受到极大限制的。

很简单,主流对这种类型的题材和这种更深一点的谈论方式,或者去需要去检讨他们自己的,在这些作品上面所做出来的各种劣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我想,也只能通过我个人的方法,我个人的方法,历来被证实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是个人的。

所以把它随便放在一个网上。当然也不能这么的随便了,还是放到这么一个平台上,让大家能够看。

很简单,做了电影,有人看就是个好事儿。

这个电影不是关于病毒的,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

首先拍这部电影,是针对可能性做出一定的判断。

电影就是电影,它是一个完整的视觉艺术的东西,通过单位时间来讲述故事。

那么故事如何讲述呢?是千奇百怪。

人类永远在讲述同样的故事。

那我这个概念呢?大概是四五个人物。

一个是如何进城?在封城情况下进城,通过他展示了一个城市,城市的这种边卡,还有他最后到家里的状态。

另外一个是如何出城?这个人,是盖方舱的一个劳工,务工的一个人。方舱盖完了以后,封城了以后,他就出不去了,根本封锁了。所以,他就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这个人,叫孟良(音),他的名字,我很喜欢。人呢,是一个极为内向和善良的人。

这个人为了不住进政府提供的禁闭地区,就住在他的车里,在一个停车场里,我觉得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但,很不幸的是,他出不去,后来,他还是出去了。

电影里没有交代的,是他离开以后,回到河南,回到自己老家以后,他上吊了。他,已经被埋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因为电影是有限的,不可能展示一个...它是一个大全景,大全景里面有细节,但不是一条线的故事。

第三个人是,留在家里的人。

一个进,一个出,一个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人,是一对母子儿子是一个艺术家,是我的老朋友了,一起做了很多事儿,以前。

我就说,你能不能也拍拍你母亲啊?

他说,我不要拍她,她根本不听我说话的,她耳朵背我说话,她听不到她说话,我全能听到。

我说,那你要拍拍她。你知道,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机会问我父亲的事儿,他就过世了。现在有机会,你就聊一聊,她小时候怎么长大的,怎么变成一个国家的干部,她怎么看这个社会。

李文,我这个艺术家朋友,是非常好的艺术家,应该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他是也没机会,所以,就在湖北呆着,在那么一个烂地儿。然后,他就开始拍,拍了大量的好的东西,我们只用了很少。就跟他妈妈谈过去的事儿。

他母亲是一个,在体制内系统中退休的干部,当然,处处维护这个体制。

我也是蛮佩服他们这一代人的,就是,付出很大,真是初心不改。这个国家有大批这样的人,这批人,真正维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他们是真信仰这么一个事儿。当然,这个跟常年的信息,还有各方面的自由度没有,所以,只能在体制中才能混出个人样儿有关。

所以,他们两个的对话,我觉得是一定要展现出来的。因为(如果)不展现出来,实际上这个电影是有缺陷的--就变成了关于病毒的。

这个电影不是关于病毒的,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

所以,他们的出现,让你看到,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这很真实。

儿子是现代艺术家,对这一切都不屑,处处地嘲讽他妈妈。妈妈呢,确实,也觉得,妈妈还是妈妈嘛,叫他要少喝汤,多走路,少看手机之类的。

后来,第四个人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算是一个抗争者。

他的抗争是什么呢?抗争的非常小的一个事儿。

他和他的父亲,去武汉进行治疗,他的父亲有点问题,他不知道已经有了疫情,因为社会公布说,不人传人。所以,放进去医院以后,立刻感染了病毒,那么,很快就死了。

他这个人,特别不服气。他和他父亲感情非常好,他要求去领骨灰。

政府说,不行。单位说,必须单位工作人员陪着你。

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在电影最后一幕,你会看到,火化厂,基本上家属可能是七分之一的人。那么剩下的六个,全是维稳人员--政府的维稳人员,他们都穿着防护服,不断地替家属安慰、帮他们抱骨灰盒,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他三千块钱,把他打发了,让他签个字,不要闹事儿

中国历来这样做的,什么事情都这样做,不管什么灾难。

四川的时候,那些学生孩子都死了,五千多。家属,独生子,有的养到十九岁了。那建筑明显的是豆腐渣工程,温家宝明确说,要调查豆腐渣工程,但是,什么都没有做。

很简单,政府,每一家都派七个人进驻,二十四小时轮番折磨每一个家属,无论通过绑架、暴打,或者是威胁、或利诱。你要不签这张纸,放弃追责,你就分不到新的房子,那你怎么过啊,还过不过了?这么折腾到今天,这些维权的人,还是得不到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事儿,实际上很简单

极权社会太有效率了

极权社会是不是有效率?太有效率了。它不可能没有效率啊,它一个国家就是只有一种思想、一个步伐、一个主义。从上到下,都是滴水不漏的。

因为谁有错误,就把谁处置掉了,或者说消失了。

这样的一个社会,把成本降落在每一个人身上,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忍辱负重、屈辱的人。忍辱负重,说的太轻了,就是受到了无限屈辱,然后,背负着罪恶,然后就这样沉默地(活着)。

活着,也还是个生产力,没法不让你活着。

那么,来辉煌这个国家的所有业绩,你看最后那种庆祝,城市的灯光,和那种大家在危机当中,年轻人入党,然后提干、然后转正、然后加薪、嘉奖。

这些东西,中国做的非常顺手,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也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但这种故事,实际上,讲给老外,根本就是对牛弹琴。

但是,不讲又不可能。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中国人嘛,我了解两方面的事儿,所以,我把这个片子剪的,还是非常的平和,这么一个很实在的片子。

我们还是为自己拍一个片子

干嘛要拍这么一部片子呢?

我是个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很熟悉,也有感受的。我们还是为自己拍一个片子,拍完之后呢,把它放在公众的大的环境当中,有人看,当然很好。这个片子是真正可以帮助外界了解中国是怎样的,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还有,中国人是怎样的。这些都很容易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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